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撒万里渔歌 掬万吨渔货
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“扶持和壮大远洋渔业”,这是中央文件《决定》中对远洋渔业最明确、最积极的表述,鼓舞着在大海大洋中驰骋的渔业企业和捕捞渔民,也是对我国远洋渔业二十多年开疆进取的肯定。去年年底召开的全国农业工作会议渔业专业会上,农业部渔业局局长李健华提出“增强远洋渔业企业综合实力,提高远洋渔业科技创新能力,逐步建立与国际渔业管理体制相适应的管理体制,提升远洋渔业整体水平”。时至今日,悬挂五星红旗的远洋渔船方向更加准确,航道更加开阔。回顾历史,分析现实,展望未来,需要认真总结与思考,以探索我国远洋渔业的健康发展之路。
向蓝色牧场的艰难迈进
浙江舟山市的沈家门渔港,正在积极筹备开港600周年的庆典活动;南海诸岛及东南亚各国沿岸的考古发现,不断印证我国先民出海捕鱼的踪迹。出海捕鱼,是沿海渔民的习惯和本能,是“靠海吃海”的生存之道。然而,以传统农耕文明占主导地位的中华民族,缺乏海洋意识,面对深海大洋长期裹足不前,也是不争的事实。
海洋是世界的主宰,而谁控制了海洋便能主宰世界。十四、十五世纪大航海时代以来,陆续崛起的世界大国,其实就是海洋主宰权的“击鼓接力”。西班牙和葡萄牙横行海洋的时代,曾梦想把世界上的海洋一分为二,各占一半。以和为贵、自给自足的古老中国,向世界奉献了指南针、火药等利器,但从未谋求海上霸权。明代郑和船队出使南洋、东非、印度洋沿岸,宣示国力、互惠贸易、引“诸番”来朝,写下七下西洋的壮举,仅似昙花一现。明、清两代的皇帝长期实行海禁、闭关锁国、关门拒倭,导致被动挨打,帝国衰落,也大大阻碍了航海业以及捕捞渔业的发展。
新中国成立以后,近海捕捞业逐渐复苏,沿海渔民的生产生活逐步改善,越来越多的新鲜海货端上餐桌。世界走向和平利用海洋资源的时代,我国政府也开始把眼光移向外海大洋。毛泽东主席有关“三山六水一分田,渔业大有可为”的论断,显然喻指开发利用地球面积71%的海洋;周恩来总理也曾发出过“向深海远洋进军”的号召。限于捕捞设备和技术长期落后,物力财力不足,以及国际环境多变,我国远洋渔业还是迟迟没有起步。
改革开放以后,随着渔业经济乃至渔业企业的实力壮大,思想进一步解放,通过与有关国家互利谈判、友好合作,为我国渔业实施“走出去”战略拓展了空间。1983年5月,农牧渔业部召开全国海洋渔业工作会议,全面研究开创海洋渔业新局面的方针、政策、措施,同年9月国务院批转本次会议形成的《关于发展海洋渔业若干问题的报告》。1985年3月,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发布《关于放宽政策、加快发展水产业的指示》(5号文件),提出“以养殖为主,养殖、捕捞、加工并举,因地制宜,各有侧重”的方针。
由中国渔民开启的远航壮举,虽然比伟大的航海家郑和晚了近600年,但是终于实现了。当年年底,辽宁大连海洋渔业集团的“耕海”号大型单拖渔轮驶出白令海峡,各远洋渔业船队随后几年里陆续向北太平洋、南太平洋、印度洋和大西洋海域进发。“中国远洋渔业元年”的1985年,值得铭记。1986年,时任中央领导人在新华社的一篇报道上做出批示:“发展远洋捕捞意义重大,应把发展远洋捕捞看作是一件有战略意义的大事来抓”。
坚持“走出去”,开拓两种资源、两个市场
到2008年,我国从事远洋渔业的生产企业有120多家,分布在三大洋及31个国家和地区海域作业;各类远洋作业渔船1500余艘,其中鱿钓船300余艘,金枪鱼钓船近400艘,拖网渔船近800艘;从业人员5万多人,捕捞年产量100多万吨,年产值100多亿元。远洋渔业中过洋性渔业与大洋性渔业的比重大约为4∶6。
经过二十四年的发展,我国远洋渔业在发展规模、渔业队伍、研发能力、综合产业链、政策扶持、管理手段等方面逐步走向成熟,形成了“政府管理、协会组织、技术支持、企业参与”的有序灵活的发展机制。远洋渔业的进步,某种程度上缓解了近海捕捞压力,丰富了“菜篮子”食品供应,尤其是减轻了过去远洋食品对日本、泰国等国外市场的依赖。作为世界第一渔业大国,我国确立了“以养殖为主”的方针,每年向全球市场出口数百万吨的水产品。与此同时,也应积极利用“两种资源、两个市场”,在开发渔业资源中占有一席之地,实现渔业产业的综合协调发展,在国际渔业事务中作出更大贡献。
我国对外渔业合作国家中80%以上是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国家,通过采用劳务与技术合作、资源与资金合作、承担政府间协议项目等多种方式,发展水产捕捞、冷藏加工、物资贸易等合作项目,繁荣合作国家的水产品市场,促进各地经济发展,实现双赢。中国水产总公司在南非国家的渔业合作项目,累计解决当地10万人次就业,常年聘用当地员工5000余人;累计上交税收近10亿美元。我国与几内亚比绍有16年的渔业合作关系,共有24艘渔船在其海域生产,每年仅向其缴纳捕捞许可费一项就达180万美元。
远洋渔业最大的特点是“一头在内三头在外”,即企业在国内,资源利用、渔船劳力、贸易经营在外,属于高投入、高产业、高科技、高风险的产业,被联合国粮食组织(FAO)认定为最艰苦的行业。中国农业发展集团董事长刘身利总结出远洋渔业的“六大风险”:自然风险,法律风险,政治风险,经济风险,管理风险,市场风险,细细分析任何一项风险,都可能成为企业家选择放弃的理由。我国远洋渔业能有今天的局面,是气出来的、逼出来的、闯出来的。辽宁大连海洋渔业集团董事长张毅在其自传体小说《男人与海》中,向读者展示了远洋渔业工人搏海斗浪、惊心动魄的场景,海洋凶险莫测,海上寂寞难耐。然而张毅说:“我深深地爱着蓝色海洋,因为她是抚育我成长的摇篮,是成千上万的人们赖以生存的蓝色牧场。”
坚强地“走出去”,赢得了生存空间,赢得了发展机遇,赢得了广阔前景。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考察我国远洋渔业基地,对远洋渔业的发展成就给予充分肯定并寄予更大希望。2000年9月,温家宝在政协委员《关于加快发展远洋渔业的建议》上批示:发展远洋渔业,对于充分利用世界海洋渔业资源,满足人民对水产品的需求,缓解我国近海资源压力都有重要意义。我们必须着眼长远,抓紧时机,采取得力措施,加快我国远洋渔业的发展。
中国与世界资源共享、责任共担
地球上约90%的动物蛋白存在于海洋之中,海洋是人类未来生存与发展的物资宝库,也是维系地球生命与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随着全球人口增加,食品需求的压力增大,各国竞相发展渔业,制定“向海洋要食品”计划。日本在二战结束后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大力发展远洋渔业。1950年全球渔获量仅2000万吨,近年已达到近1.5亿吨,其中约三分之二为捕捞产量。
辽阔的海洋渔业资源真的“取之不尽,用之不竭”吗?据FAO对世界主要经济鱼类种群开发现状的评估分析:约四分之一的种群处于低度开发或适度开发状态,约一半种群被完全开发,另四分之一已经被过度开发或出于衰退状态。比此更为悲观的论调也普遍存在,世界上各式各样的海洋活动频繁与加剧,也日益威胁到海洋生物的繁衍生息,海洋生态系统趋向不稳定。
保护海洋的声浪,与捕捞产量一起攀升。1958年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,35个国家宣布了自己的大陆架,还有一些国家直接宣布领海权为200海里。1982年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,通过了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,于1994年11月正式生效,以国际法的形式对邻海、毗连区、大陆架、专属经济区作出规定,将地球上36%的公海变成了沿海国家的专属经济区,公海面积因此缩小1.3亿平方公里。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开发会议通过“二十一世纪议程”,规划了国际社会对海洋生物资源可持续发展的蓝图。还有1995年10月FAO通过的非强制性“责任渔业行为规范”、2002年8月南非世界高峰会议通过的“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行动宣言”,以及区域性国际渔业组织的各种管理规定,都使得海上捕鱼不再那么自由。
“圈海运动”以及为海洋生物认定“国籍”的做法,压缩了远洋渔业的发展空间,同时隐含着更为激烈的争夺。捕捞配额的获得,公海渔业管理,责任与自觉,沿海国家“拥海自重”,成为问题的焦点。作为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,中国贡献了占全球产量40%的水产品,对公海渔业资源的占有率仅有8%,13亿人只争取到76吨大西洋蓝鳍金枪鱼配额。
世界发达国家为满足其国民对优质水产蛋白质的需求,高度重视对公海渔业资源的竞争和市场控制力,政府投入大量渔业补贴,或花重金购买入渔权,提高燃油补贴,打造巨型远洋渔轮,强化捕捞技术。荷兰在西非沿海作业的渔船,为船长